上世纪80年代，原第12兵团中将司令长官黄维接受记者正常采访，被问到新中国成立后，印象最深刻的事是哪件。他思索片刻后说道：
“有这么一件事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不得忘却，所以今天不妨说出来给你听听。那是先生逝世没几天的时候，我接到一个通知，要我去人民大会堂守灵。我十分纳闷，说来奇怪，第一批放出来的宋希濂、杜聿明等人没有让去，偏偏让我这个最后出来的人去。那个情形下，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才是先生下令释放的。”
事实上，尽管只有黄维一人接到通知到人民大会堂为毛主席守灵，但他提到的杜聿明跟宋希濂，也进入到了治丧委员会的名单当中。
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治丧委员会名单时，最后的三个名字，让全国人民倍感诧异。在这样一份集中了、开国将帅及民主人士的名单中，三个特赦战犯的名字着实有些刺耳。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了43名首要战犯名单，时任徐州“剿总”副司令的杜聿明位列其中。此时的淮海战役已结束了第二阶段的战争，为了配合平津战役对傅作义的劝降，进入休整期，而杜聿明正跟邱清泉、李弥等人一起，被围困在狭小的陈官庄，坐以待毙。
在这之前，淮海战役刚刚开打不久，第七兵团黄百韬部12万人马陷入重围，徐州告急，蒋介石急令黄维的十二兵团救援徐州，不准以任何借口延迟行动。在蒋介石的不断催促下，黄维带着十二兵团一头扎进了布好的口袋阵，被合围在宿县附近的双堆集。30万解放大军摆成天罗地网。
陈赓指挥东线集团，率中原野战军四纵、九纵、十一纵和豫苏皖独立旅，攻击黄维部第十军和十四军，直逼核心阵地平谷堆。
陈士榘指挥南线集团，率中野六纵、陕南十二旅及华野三纵、七纵，直指尖古堆。
围得水泄不通的双堆集战场，，周围十余华里，是毫无隐蔽物的广阔平原，加上又是秋收之后，视线所及更是一马平川。黄维兵团所占的十几个村落都是土墙茅草盖的小房子，当地老百姓已逃跑一空，不仅无法征集粮食，连燃料、饮水和骡马饲料都极困难。黄维预感到，12万人马已经陷入绝境。
在最后的突围中，黄维寄予厚望的廖运周率部起义。蒋介石再也调不动任何救援部队，只是派参谋总长顾祝同飞到双堆集上空，说了几句“你要挺住”之类的空话后，扬长而去。最后，黄维跟兵团副司令胡琏一人乘坐一辆坦克突围，胡琏跑了出去，黄维却因为坦克抛锚被俘。
1949年1月6日，向青龙集、陈官庄地区被围的杜聿明部发起总攻，9日消灭第13兵团大部，残部撤往第2兵团防区。1月9日上午，蒋介石派空军司令王叔铭亲自飞到陈官庄上空，指挥空军施放毒气，掩护将军拼命反扑，夺路向西突围，全部被击退。
9日黄昏前后，杜聿明到陈官庄第五军司令部，企图纠集残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于10日上午突围。然而，邱清泉、李弥等人威胁式的劝杜，必须当晚突围。他带着副官、卫士十来个人单独行动，10日凌晨，即被战士俘虏在安徽省萧县张庄寨镇张老庄村。
此时的宋希濂，高居华中“剿总”副司令兼十四兵团司令员。蒋介石亲自接见，交给他阻止人民西进四川及湘西的重任，驻湖北沙市。但此时的，已经是穷途末路。蒋介石被迫下野后，还曾在溪口召见宋希濂，嘱咐他率部转移到鄂西一带山地，统一指挥包括湖南陈明仁兵团在内的部队，巩固川东门户。
宋希濂深知已经到了末路，但出于对的恐惧，他先后拒绝了张治中、陈明仁甚至是手下补给司令罗文山的劝降，率部作困兽之斗。
与此同时，四野部队也从鄂西和湘西，向宋希濂部进行钳击。宋部残兵败将，本无意和再战，结果一触即溃。
到11月15日，就差不多吃掉宋希濂集团的4个军。宋希濂指挥第20兵团主力第2军、第14兵团第15军，以及绥靖公署直属部队第118军残部，退至川东的黔江、彭水一带。
就这样，宋希濂率领残部一路溃逃，在身后紧追不舍。1949年12月19日，宋希濂残部在大渡河沙坪被围困。
宋希濂带着警卫排向东跑，被一个连压在一条山沟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宋希濂掏出手枪指着自己的太阳穴，企图自杀，被其警卫排长袁定候一把夺下。此时，战士冲到跟前，宋希濂及其部下只好举手投降。
从被俘的第一天开始，黄维就表现出不合作、不配合。中原野战军联络部长杨松青动员十二兵团的高级将领给被围困的陈官庄的杜聿明、邱清泉写劝降信。八十五军参谋长陈振威写好了信给大家签名，只有黄维不签。
黄维把桌子一拍，大声吼道：“有战死的烈士，没有苟活的将军，我为何需要投降？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我要战到最后一兵一卒。”
杜聿明被俘之后，身份其实并没有暴露，也优待有加，不但送水送饭，让他们饱餐一顿，在随后的询问当中，也并没有为难他们。不过战犯这个罪恶的名称一直缠绕着他，而更让杜聿明感到心惊肉跳的是，当他被带到一个广场，从大批俘虏的面前经过，看见很多熟悉的老部下的时候，他感到既惭愧又恼火。惭愧的是对不起老部下，而恼火的是对他的身份其实慢慢的开始怀疑，总有一天会被认出来的。
杜聿明等人被安排在一间磨坊中休息，此时，他死意已决。就在卫兵离开之后不久，杜聿明找到一块石头，猛击自己的头部，砸得满脸都是血。这一砸，也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在这之后，杜聿明还曾尝试过吃安眠药、隐瞒绝症等方法，试图“一死以报校长培植的大恩”。
宋希濂被俘后押送至乐山县城，众多俘虏被排成一排，这时就见到一个战士端着相机过来照相。宋希濂一看就明白，这时在照宣传照。对此他非常反感，他想：“我都被抓起来了，反正也难以活命，还照什么相，如此狼狈，一登上报纸，我往日的威名岂不荡然无存了？”于是，他打定主意：要死也要死得有骨气，绝不能丢这个脸。
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当那位战士正要拍照的一瞬间，宋希濂立刻扭转头去，不让他拍到正脸。那位小战士见没有拍到正脸，又反复了几次，但是都被宋希濂躲过了。小战士非常气愤，他冲到宋希濂面前，高声呵道：“宋希濂，我是奉命执行任务的，你竟敢破坏我的工作，我枪毙你。”
宋希濂打定了必死的决心，呵呵冷笑道：“枪毙我？很好啊，在这个院子里执行，还是到外面去执行？”
这些战犯被俘后，大都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认为过去残害了那么多的人，而今落到手中，那是必死无疑。然而，毛主席领导的的战犯政策，却让他们都看不懂了。这些昔日的高级将领，全都被关起来，要对他们进行改造。
黄维在河北官教导团短暂关押后，便被迁入了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初到功德林时，黄维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君子不事二主”，与管教人员坚决对立。在学习中，黄维不是沉默不语，就是大放厥词。大家说抗战胜利后蒋军抢夺胜利果实占领根据地，他说国军当时是合法政府的正规军队，去哪里都是合法的，阻挠军队进驻就是叛乱。
对于其他认罪悔过的战犯，他还大肆讥讽挖苦。董益三在学习中称四大家族控制了中国所有的银行，黄维立马跳出来反唇相讥，以至两人大打出手。
同为“土木系”的邱行湘积极改造，被黄维称为“一点气节都没有”，邱行湘也不甘示弱揭发：黄维本来字悟我，一次蒋介石送他一张自己的照片，题字时错写成了“培我”，黄维就此改称培我，“连自己祖上起的名字都可以随便改的人，有什么资格谈气节”。
杜聿明被俘后先是被关押在济南华东官教导团，在那里他同样拒绝一切合作，甚至借口失眠偷偷
攒着安眠药，试图吞药自杀。以至于后来转移到功德林时，押送的不得不给他钉上沉重的脚镣手铐。即便到了功德林，杜聿明同样只能关押在单人监室里，很多同被关押在那里的战犯，多年后才知道功德林中还有曾统率百万大军的“杜长官”。
待到1956年，全国战犯大集合，原本关押在重庆的前军统少将沈醉一进到功德林，一眼瞅见房间内放着一个床铺大的石膏模型，模型内躺着一个戴深度近视眼镜的人。他定睛一看，不由大吃一惊——此人竟然是传闻已经被枪决了的杜聿明。
有一天，沈醉悄悄地指着杜聿明睡的石膏模型，问是怎么回事？杜聿明听后，哈哈大笑：“这是给我治脊椎病的呀！管理昕特意为我定制了这个石膏模，用来矫正我的脊椎。”杜聿明的回答出乎沈醉的意料。
杜聿明说他在这个石膏模型里已经躺三年了。他激动地对沈醉说：“真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沈醉没想到，当年那个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而且赫赫有名的杜聿明，会说出这么一番对共党感恩戴德的话，心里颇有感触。
杜聿明还是理性的。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震荡着他的心灵，而西藏的和平解放，则真正刺激着他的神经。他认为，即便是当年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联姻，也只能是汉藏两族的政治结合，说不上谁统治谁。而近百年来，西藏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长期受到国外侵略势力的支配，
大清皇帝的“恩泽”融不进雅鲁藏布江，蒋介石的宝剑寒光射不进喜马拉雅山，而的一张谈判桌，就使西藏真正进入了中华民族的怀抱。
杜聿明的心融化了，最顽固的黄维也只剩下嘴硬。他最终将经历全部投入到对永动机的研制中，再也不跟管理干部对着干了。
在1959年，第一批战犯特赦前，黄维曾经有一次在邱行湘面前难得地露出笑脸，向他诉说自己的家庭。黄维的四个孩子，除了老大黄新是他自己送进金陵大学外，老二黄理进浙江大学，老三黄敏南进复旦大学，老四黄慧南进高中，都是送进去的。黄维有五种结核病，倘若在旧军队，就得离职回家。黄维家底不算厚，经济力量毕竟有限，即使典当一空，也未必能支付医治时年的那一笔数量可观的医疗费用。黄维明确地告诉邱行湘，正因为他需要报答给他和他家庭的恩典，所以他愿意在监狱的菜园里给西红柿捆架、打尖，深冬之晨，他甚至主动用草帘子苫盖菜圃……
17岁那年，正是这位同乡大哥领着宋希濂，从长沙奔赴广州考进了黄埔军校。在军校期间，陈赓曾发展宋希濂加入，但他最终没能抵挡蒋介石的诱惑，跟着校长升官发财，从而与大哥成为了对手。
然而，当宋希濂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还在跟管教干部闹情绪时，陈赓专门绕道过来看望他。宋希濂刚踏进白公馆的时候，对落在手里的花草都是怒目而视的，跟陈赓一番长谈后，他开始放下防备，认认真真的学习改造。他自己花钱买来《选集》《宣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中汲取先进的思想养分。
宋希濂是笑着进入功德林的，他迫不及待地对大家说，陈赓在重庆请他们吃饭的时候，正好遇上那边特有的大雾。陈赓说他们的头脑里，现在也有大雾，然而雾总会散的，当太阳出山的时候……
宋希濂从的经典著作中，找到了那一片阳光。他在功德林的发言或讲稿，堪称政治与艺术的结合体。特别是宋希濂结合自己杀害瞿秋白的罪行谈宽大政策的发言稿的末段文字：
我国历史上这位杰出的革命家、文学奖竟死于我之手，将我碎尸万段亦不足以蔽吾之辜！解放初期，我自认是必死之人，万不谙伟大的中国和毛主席宽恕了我的罪恶，且伸出巨手，将我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党之于我，恩深再造矣！
1956年，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
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1959年9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由签署的，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在建国十周年之际特赦一批战犯的消息。这一新闻的公布，简直像在功德林里投了一颗炸弹，到处都沸腾了。
第一批的特赦战犯中，杜聿明、宋希濂榜上有名，而到了1975年，最顽固的黄维，也特赦出狱了。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发给他的特赦通知书，黄维回到房间后，禁不住热泪盈眶，失声痛哭。在特赦大会上，黄维作为最后一批特赦战犯的代表，宣读了致毛主席的感谢信，说着说着，他脱稿即兴演讲，尽情抒发自己的感受，赢得了满堂喝彩。
有人要问，这些曾经威名远扬的将军，被关押多年后，又是“感恩戴德”，又是“热泪盈眶”，他们是真心的吗？大概多半是迫于形势吧。还是看一下最顽固的黄维的真实想法吧。
黄维接过特赦证后，跟每一个特赦人员一样，拿到了一张决定去向的表格。战犯所的担心黄维不看，拿起表格，把须知读了一遍，“留在大陆的，我们欢迎，有工作上的能力的安排工作，没有工作上的能力的由国家养起来。愿去台湾的，我们欢送，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台湾又愿回大陆的，我们同样欢迎。愿意去国外定居的，我们支持，如有困难，我们大家可以帮助解决困难，创造一切应有的条件……”、
黄维听得不耐烦了，“这有什么好考虑的，要说考虑的话，我早在二十七年前被俘那一天就拿定主意了。如果能出狱，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定居大陆，解甲归田，回到我的江西贵溪县。”
黄维最终也没有回江西贵溪，而是跟大部分特赦战犯一样，进入政协文史办公室，当了文史专员。这个政策，是周总理当年安排的，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妥善的对待，享受高级别的工资待遇。
在文史资料室，黄埔五期的郑庭笈找到杜聿明，向他讨教如何报道对他们的恩情。彼时的杜聿明当上了政协常委，正在和一家台湾的报纸争论“叛徒”的问题，他坚称自己“投降的是人民，追随的是时代，只要没有背叛真理，就不是叛徒。”当杜聿明听到郑庭笈的问题，反而有些糊涂了，他没有正面回答问题，而是给他做了一次亲身示范。
杜聿明是当过中央委员，统率过百万大军的人，当时有一个美国记者专门到北京找到他，想要为他写一本传记。那位记者也是老熟人了，当年在昆仑关抗日时，这位美国记者就在现场。当时他的裤子被荆棘划破了，为了遮羞，他随手在阵地上捡了面太阳旗缠在腰上，郑庭笈看到太阳旗，举枪就射，把美国记者吓得半死。后来，正是这位美国记者，写了一本《血战昆仑关》，记录了那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战。正是在那时，杜聿明跟这位美国记者成了朋友。
时隔多年，美国记者找上要为杜聿明写传记，却遭到了拒绝。郑庭笈不理解，杜聿明严肃地对他说：“虽然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他一样，也确定了相同的选题，当时，我还是希望由国内的记者来写。这个美国人不错，可是我不能够确保他的观点不出问题。我们刚才不是说道知恩图报的话题么，对我们不薄，我不想在这件事情上给惹麻烦，让台湾方面又抓到什么把柄。”
宋希濂晚年去了美国，带着新夫人去跟自己的儿女团聚。但在那儿，他联络了一帮黄埔军校的老哥们儿，成立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黄埔同学会，呼吁两岸统一。为此，宋希濂被台湾媒体骂作“鹰犬”。
在功德林被黄维讥讽的邱行湘，晚年去了台湾，面对蒋纬国送上的一笔巨额财产，他怒骂“我不是来要饭的”，拂袖离去回了大陆。
沈醉去香港探望魂牵梦萦的前妻，面对亲人朋友让他“奔向自由”的呼吁，他留下一句“行动是最好的回复”，转身便回了北京。
军统特务周养浩，其顽固程度比黄维更甚，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选择去台湾，不料反遭到政权的阻拦，最后去了美国。另一个跑到美国的特赦战犯段克文出书，污蔑的战犯政策。方面的记者认为周养浩也应该是的，特意拉着美国记者去采访他。没想到周养浩说：“我能和家人团聚，说到底要感谢毛主席、的伟大政策”，还说段克文“不是东西”，原本只是手下的一个上校办公室主任，在离开军统时，偷盖了一个的印章，才骗了个少将当。
看来毛主席说得不错，再顽固的反动分子，只要用心改造，最终都是会回到人民一面的。
回到人民一面的杜聿明、黄维、宋希濂成为毛主席治丧委员会的一员，甚至是黄维被邀请为毛主席守灵，也是顺理成章了。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原将领大陆新生始末》，黄济人，中国青年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