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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文化和旅游部对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推荐项目名单进行公示，上海博物馆“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古陶瓷修复技艺”成功入选。本文从上海博物馆青铜器修复技艺的源流、修复工艺、传承等方面全面介绍了上海博物馆青铜器修复与复制技艺。

  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修复技艺可溯源至清宫修复师“古铜张”一脉，1958年被聘入上海博物馆的第一代修复师王荣达先生正是“古铜张”张泰恩的再传弟子。

  传统青铜器修复技艺包含清洗、拆除、去锈、矫形、拼接、配缺、翻模、刻纹、铸造、打磨、补色等十余个步骤，每个步骤均有很高的技术要求。

  王荣达先生不仅有高超的手工技艺，在青铜器器型和纹饰上的学问更堪称渊博，在修复上达到了形神兼备的至高境界。他的技术特点传承给了在上博的弟子们，至今已及四代。

  中国传统青铜器修复与复制技艺源远流长。宋代金石学带动了这种技艺的兴起与发展，并逐渐在不同地域衍生出不同的技术流派，上海博物馆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青铜器修复与复制技艺”也带有显著的地域特点。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上海地区的青铜器修复与复制技艺水准已在全国享有盛誉，其历史可追溯到清末内务府造办处设立的古铜局，其中有一位名为“歪嘴于”的巧匠为宫中修复和仿制了许多古铜器。其弟子张泰恩继承衣钵，被世人称作“古铜张”。1919至1937年间，张泰恩前后共收11位弟子，7位出师后自立门户，其中王德山修复技艺最为精湛，他在鼎盛时期将手艺传承给了徒弟王荣达。王荣达出师后，来到上海为古董行修复青铜器。他极有天赋，对青铜器纹饰和形制研究至深，修复造诣极高，对技艺环节多有革新和完善，在业内颇有名气。

  青铜器修复与复制技艺之所以能在解放前的上海孕育与发扬，得益于当时这座大都市海纳百川的地理和文化优势，大量的珍贵文物与相关人才汇聚于此，使文物修复行业得以蓬勃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各行各业都站到了新的起点上。上海博物馆于1958年设立文物修复工场，是国内首批组建文物修复和复制团队的文博机构，通过招贤纳士，将流散在民间的修复能人巧匠汇聚一堂。“古铜张”第三代传人王荣达作为业内高手之一，于同年被聘入上海博物馆，自此成为技术特色鲜明的上海博物馆青铜器修复与复制技艺的第一代创始人。

  为了确保技艺的有序传承，上海博物馆内部在修复团队组建之初就确立了师徒制。王荣达在其后近30年中为上海博物馆培养了黄仁生、顾友楚、尤戟等多位第二代传人。其中黄仁生、顾友楚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更将他们在原单位上海冶炼厂和标本模型厂中掌握的模具与精密铸造技艺融入其中，使这门技艺在工艺水平上加强完善，在技术特点上进一步确立。其后，上海博物馆一直从知名美术院校选拔优秀人才，先后培养了第三代传人张光敏、张珮琛和钱青，他们对青铜器矫形、焊接、完形等工艺环节上持续探索，在传统基础上引入新材料和新技术。如今更加强了海外修复理念与留学文保人才的引入，培养了第四代传人张茗和沈依嘉。

  纵观这一薪火相传的历程，每一代传承人都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融会贯通，推陈出新，使这门技艺从始至终保持着活力，为大量青铜文物的保存、欣赏和研究做出了贡献。这项技艺于2015年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成为地方文化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修复与复制技艺最重要的包含清洗、除锈、矫形、拼接、刻纹、翻模、铸造、配缺、打磨、作色、做旧等十余道工艺环节。每一道环节都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和材料，使文物的寿命得以延长。在培养传承人的过程中，要求充分掌握青铜器本身的器形纹饰特点、历史流变发展和制造工艺技术，在深研原器的基础上对所有工艺反复磨炼，全面掌握。在这种高标准、严要求的氛围中成长的修复师们，不仅以完整的技艺传承为天职，更以前辈们的钻研精神为楷模，力求改进完善每一个环节。

  对高质量修复和复制效果的极致追求，以及对新材料、新技术求知若渴的态度，集中体现在“高精密石膏模型模具制作”与“青铜精密铸造配缺”这两项最具代表性的核心环节中。中国古代青铜器表面纹饰精丽繁密，细密的浮雕线条宽度可不足毫米，如何在复制和修复中还原纹饰，是最大的考验。早期材料匮乏的年代只可以使用手工錾刻，和浇铸而成花纹的流畅感有所差距。

  上海博物馆修复团队通过梳理与总结前人的经验与成果，自行研配翻模石膏与铸造用蜡，并通过反复试验，使修复材料与工艺之间达到完美组合，制成的复制件和配缺件的纹饰清晰细致，可谓形神兼备。结合细腻逼真的作色和做旧技艺，从造型、纹饰与材质上都能极其忠实地还原器物的艺术原貌。

  而艺术性与学术性并重，正是上海博物馆青铜修复和复制工作最突出的特点。上海博物馆的研究力量为修复师掌握不同时代的青铜器特点提供了支撑，同时也对青铜修复和复制工作提出了学术性要求。传统古玩行当里一些有损文物安全和改变文物原貌的做法，从王荣达开始，便从文物的本体安全出发，摒弃了一些不再适用的旧工艺，并在修复过程中注重揭示和保留青铜文物的原始信息，为研究者解读青铜器的工艺与艺术特点创造了有利条件。

  通过与馆内文物科技保护团队的合作，传承人们在国内率先应用超声波除锈、复合材料翻模、激光焊接、3D打印和激光清洗技术，发明矫形专用装置、申请无氯焊剂专利等，为传统技艺带来了更多的科技含量，使上海博物馆的这项技艺能在各流派中脱颖而出，成为业内亮点。而这种力求尽善尽美、敢于自我扬弃的精神让修复过程格外精细、严谨和科学，也让这门技艺成为一种特点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958年至今，上海博物馆的青铜修复团队已为本馆和国内各省市博物馆、考古所、高校以及海内外著名收藏家修复与复制了上万件考古、馆藏及私人收藏的青铜文物，这中间还包括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山西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南京大学等数十家机构。修复了大量国宝级重器和列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文物，如山西晋侯墓系列青铜器、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出土系列铜器、上海青龙镇遗址出土文物等。

  其中，馆藏春秋交龙纹鑑的修复过程可谓集技艺之大成者。这件文物于上世纪90年代由上博原馆长马承源自香港抢救回归。相比上博此前收藏的同类文物，此鑑形制更大，口径达79厘米，高度约45厘米，本体破损严重，且经过不当修复，而平均厚度仅有1.5毫米左右的器壁，更使得修复过程难上加难。上海博物馆的修复师从对器形、花纹的深入研究入手，将整件器物的共89枚残片一一清洗并矫形、拼接，精准还原了器形。对于占整器总体三分之一的缺损部分，使用精密的翻模、刻纹技术来再现原器物上细密古朴的纹饰，并以层叠渐进的作色做旧方式，最终使器物达到了完美浑然的修复效果。整一个完整的过程前后经历了15年时间，涉及修复技艺中的所有环节，每个环节在实践时都经过反复推敲、严谨实验，也不时要经历推翻原方案、另寻新途径的艰难险阻。而最终的修复成果成为了国内青铜大器修复的代表之作。值得一提的是， 2012年美银美林将交龙纹鑑的修复列入其全球艺术保护项目之一进行资助，而交龙纹鑑最终的修复成功也在国内树立了社会资金资助文博事业的典型。

  与修复工作相辅相成的文物复制工作服务于文物更广泛的传播和欣赏，以及文物形象的保存。复制和修复在大部分技术环节上相通，虽不涉及对文物的病害治理，但在整体器形和纹饰的把握和再现方面要求更高。而为了适应不一样需要，除了与原器同比例复制外，有时还需要以缩小或放大的比例复制。

  大克鼎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为了让这一国之重器的形象产生更深远的文化影响，上海博物馆青铜器团队曾对之进行过许多不同比例的复制。其中最令人惊叹的便是在马承源先生的指导下，为广州肇庆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复制铸造了等比放大7倍、高6.6米、重达16吨的“九龙宝鼎”。这件复制品的铸造过程中采用了高精密石膏模型模具制造技术，考虑到成件的巨大尺寸，对腿和耳的比例略作调整，使其从观察视角上更符合原器形制，而纹饰也完全保留了丰富的层次和生动的气韵。宝鼎气势宏伟，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青铜鼎”。

  高超的修复与复制技艺不仅使观众得以欣赏中华文明从古至今的辉煌，从心底产生民族认同和自信，也赢得了海内外收藏界的广为认可，很多收藏家也因此愿将青铜文物珍品捐赠给博物馆。可以说，在上博青铜馆藏“半壁江山”的美誉背后，这项非遗技艺功不可没。同时，这项技艺堪称极致的严谨态度、融合创新的发展历史也是华夏工匠精神和民族智慧的极佳诠释，进一步唤起了公众保护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

  秉持上海博物馆服务于社会的理念，上博青铜修复与复制非遗团队也一直积极开展各种各样的形式的讲座、展示等普及活动。自上世纪70年代起即多次举办培训班，为全国各地文博机构培养了大批青铜修复骨干。同时以实习带教、技术上的支持等方式为技术力量薄弱和地处偏远地区的馆所提供有力的技术上的支持与传播。近年来更与多家高校修复专业建立合作，培养储备人才。

  2020年，这门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不仅是一种认可，更赋予了上海博物馆在新时代践行文化自信的历史使命。随时代的发展，当代的青铜器修复与复制已不单单是一门传统手工技艺，更是一门跨学科专业。它要求文物修复师掌握历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化工材料学、金属工艺学、仪器分析、计算机设计和工艺美术等多种学科知识与实用技术。

  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修复与复制技艺将紧跟这一时代步伐，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与时俱进持续发展、活跃交流、积极推广、培养人才，使更多的高新技术与时俱进地融入这门传承百年的传统手工艺，使之焕发更持久的生命力。